情感诉说

彩礼意味着什么高价彩礼因何而生又将何时休

因彩礼纠纷,35岁的山西人小朱一气之下裸辞,带着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十多万彩礼钱,环游中国半年多。1月初,小朱旅行归来,心情平复,可对于和彩礼绑定的婚姻仍深感迷茫。 小朱的遭遇透露出高价彩礼问题的冰山一角。近年来,多地彩礼数额持续走高,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也呈上升趋势。彩礼问题已不局限于个人、家庭,而延申到社会,频频成为引发矛盾、冲突的导火索。

对此,最高人民法院拟出台《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》,并于去年12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这份征求意见稿强调,禁止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,一时引发热议。 法律为何开始介入彩礼这项习俗?对适婚男女而言,彩礼究竟意味着什么?高价彩礼因何而生?又将何时休? “90后”杭州男生出百万彩礼,直言要看对方价值 1990年出生,杭州本地人,家里两套房……小吴的条件放在婚恋市场,属于佼佼者。他曾有一次给付百万彩礼的经历。 “女方在大厂工作,温州人。”谈起前女友,小吴仍觉得她是优秀的女孩,会挣钱,学历高,自律上进,家庭条件也不错。 只是,小吴没想到谈婚论嫁时,前女友会提出要100万元的彩礼。身边的杭州本地朋友一般出十几万到几十万的彩礼,第一次听到百万彩礼的要求时,小吴和父母是不能接受的。 “女方和我说,温州人讲究排面,100万是正常数额。”小吴在了解到对方家乡的习俗后,选择妥协,“她也承诺带100万嫁妆来,彩礼加上嫁妆的200万都放在小家。” 尽管彩礼谈妥了,可由于有了感情矛盾,小吴和前任最终还是分开了。在彩礼问题上,小吴信奉“只要对方值得,需要这份保障,我又付得起,就会给。” “彩礼就像给女性的生育、失业补偿。”山西人小朱同样秉持着该付彩礼的态度,但他觉得彩礼数额需“适可而止”,“男性也怕遇到‘捞女’,婚后一两个月就离婚,还不返还彩礼,血本无归。” 站在婚恋市场的另一端,小朱清楚自己缺乏竞争力,可面对前女友索要的18.8万彩礼仍难以承受。他直言,自己省吃俭用一年只能攒下4万元,“10万彩礼相对合适,再多就超出我们普通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了。” 24岁的大学生小金即将迈入婚姻殿堂,她向男友要了15万的彩礼。“我是山东人,男友天津人,毕业后打算去天津生活。”小金说,此前,自己也担心过会不会因为彩礼而闹掰,“彩礼金额可以商量,如果男方拒绝,彩礼一分不给,或者比我预期数额少很多,我们就直接分手,各回各家好了。” 彩礼,在小金看来,是一种给女性的安全感和尊重。“彩礼由双方家庭共同商定,双方同意就好。”小金强调,自己是远嫁,必须要彩礼,“如果我男友愿意去我家山东,他以后不方便照顾他的父母,我也愿意不要彩礼。” “我男友出得起我要的彩礼,如果他不肯出,那就说明,他不打算跟我结婚。”小金说,毕竟结婚不是人生终点,婚后要面临更多实际问题,“如果一开始,因为彩礼就谈崩,证明两人金钱观不合,可能不适合结婚。” 但小金也表示,如果个别女性婚后一两个月就要求离婚,该返还部分彩礼,“如果我结婚没多久,就想离婚,我会自觉返还部分彩礼。” 高价彩礼因何而生? “彩礼”古已有之,重在“礼”而不是“财”。但近年来,彩礼数额不断攀高,一些地方形成明码标价的地域“行情”,攀比之风盛行。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从2008年起持续关注彩礼问题,“上世纪90年代后期,彩礼价值迅速攀升,不但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,彩礼数目也明显超过嫁妆。进入21世纪后,尤其近十几年,一些地区的彩礼数额和价值呈现爆炸式增长。” 2018年,在全国11省开展的百村抽样调查中,靳小怡发现,农村男性的婚姻成本均值是当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倍,其中,彩礼占据婚姻成本的二至四成。同时,地区差异显著,表现出“西部重彩礼、东部重婚房”的特征。在东部,彩礼均值2.27万元,是当地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.35倍;而在西部,彩礼均值2.8万元,是当地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.59倍。对于东部农村居民尚可承受的彩礼,在西部却成为农村男性成婚的“拦路虎”。 去年12月,在陕西省进行的相关调查中,靳小怡了解到,男性在彩礼上的平均花费达到13.16万元,而八成以上的已婚男性有因婚借贷的经历。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、婚姻家庭律师魏绍玲也观察到,高价彩礼区域性明显,时常表现为家庭条件越差、子女负担越多,彩礼负担反而越重的怪象。 在靳小怡看来,高价彩礼是男性人口过剩和男性婚姻挤压的直接社会后果。“上世纪80年代以来,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逐渐偏高。2005年,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8.88,与正常值(正常范围103-107)相比严重偏高,江西、广东、海南、安徽、河南五省的出生性别比甚至超过130,也就是每出生100个女婴就多30个男婴。” 靳小怡说,随着1982年以后出生的男性过剩人口逐步进入婚姻市场,婚姻挤压的累积效应日益凸显,“女性向上匹配的传统婚配模式带来“自西向东、从农村到城市”的女性婚姻迁移,因此,男性婚姻挤压高度集中在以中西部为主的欠发达农村地区,近年来,彩礼问题也正是在这些地区愈演愈烈。” 再往深处看,靳小怡认为,父系家族制度与嫁娶婚姻模式是彩礼存续的根源性原因。“所谓‘嫁出去的女儿,泼出去的水’,这种‘买断’和‘交割’成为男方向女方父母进行经济补偿的基本逻辑,并在男性婚姻挤压条件下抬升‘新娘价格’,即彩礼。”靳小怡说,在社会关系相对稳定、以“熟人社会”为特征的农村社区,受到攀比心理影响,村民往往将高价彩礼与“有面子”划上等号,利益至上的“交换观念”也在农村婚嫁习俗打上烙印,劳动致富与超前消费为彩礼上涨提供了可能。 “除了观念陈旧和攀比心理等因素,伴随城镇化推进,婚姻半径不断扩大,一些人以发达地区经济水平作为参照,希望借由彩礼改善家庭拮据状况,也人为抬高了农村地区彩礼成本。”魏绍玲说。 保障和隐忧 作为缔结家庭的经济保障,高价彩礼能带来婚姻的幸福吗? “高价彩礼是把女性进一步物化了。” 靳小怡说,高价彩礼并不意味着女性地位的提升,带来的是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普遍受损,并降低了结婚率和婚姻质量,“一方面,高额彩礼成为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,往往会导致婚前因彩礼谈不妥而拆散一对情侣,使有结婚意愿的年轻人结不起婚。另一方面,高额彩礼使因婚借贷普遍存在,婚后的经济负担往往导致家庭关系紧张,带来婚姻质量下降。” 在走访调研中,靳小怡看见,索要高额彩礼的婚姻,离婚率和发生婚姻暴力的概率都更高。 近几年,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建齐接触过许多涉彩礼纠纷案件,“往往是收受彩礼后不久,男女双方分居,或一方外出打工,从分居到分手。分手时,女方一般拒绝返还彩礼,而男方不得不拖着不离,以此来要挟,双方一直耗着,导致婚姻关系名存实亡、双方都不幸福且背上沉重负担。”张建齐说,这种情况在偏远地区,特别是乡村频繁出现,双方通过媒人介绍,感情基础差、分手情况多,最后都或多或少涉及彩礼纠纷。“由于金额较高,动辄几十万,对于低收入家庭不是小数目,一旦婚姻破裂,男方往往想着怎么让对方把钱还回来,不然,会导致沉重的债务负担,生活情况恶化,甚至有人走上极端。” 超出家庭负担能力给付的高额彩礼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本质,使婚姻演变成物质交换,不仅对彩礼给付方造成经济压力,影响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,也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。 最高法拟出新规,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“针对彩礼问题,这些年,国家采取了一些专项治理举措,也需要法律做进一步的保障。”靳小怡认为,法律介入彩礼治理,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,也是治理手段的一大进步。 《最高法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(征求意见稿)》强调,禁止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,一时引发热议。 “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不等于禁止彩礼,而是为了遏制假借结婚之名、行索取财物之实的行为。”魏绍玲解释说,给付彩礼及接受彩礼一方均具有自愿缔结婚姻的主观愿望,而借婚姻索取财物中,给付一方有缔结婚姻的愿望,索取一方并无缔结婚姻的愿望,“但主观意愿很难被外人知晓,所以一般根据在给付彩礼后的行为来判定。” “治理的是高价彩礼,而不是否认彩礼的礼俗传统。”靳小怡说,高价彩礼并非一个绝对值,应因地制宜。上述征求意见稿也明确了判断彩礼数额是否过高的标准,即参考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、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等事实,并结合当地习俗确定。 对于治理高价彩礼,在法律保障之外,靳小怡建议加强观念引导,将婚恋教育纳入高校教育体系,树立男女平等的择偶观、性别平等的婚姻关系,倡导“婚事简办、费用共担”新婚俗。同时,加强教育、就业、医疗、社保等优质资源在城乡间、区域间的合理配置,促进西部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,缓解远距离流动造成的较高的婚姻费用。 靳小怡说,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难以快速转变,欠发达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发展权益应受关注,“比如,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与支持力度,满足欠发达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养老需求,营造更宽松的社会环境,减轻对他们的社会排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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